ChongMingS.COM崇明网讯 诉讼当事人主张事实进行辩论不能空口无凭，而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。谁主张什么就应该证明什么，否则，提出的事实将有可能不被采信。劳动争议发生后，调解、仲裁作为非诉讼程序，与诉讼活动一样首先应当查清事实真相，对于双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辨明真伪，才能进一步解决劳动争议，满足或者保护当事人合理的利益主张。在劳动争议的调解、仲裁阶段，当事人应当像参加诉讼活动一样，积极举证，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所主张的事实。劳动争议虽然有其特殊性，在举证分配上也有“举证责任倒置”的原则，但一般意义上仍属于民事法律争议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与民事诉讼法基本一致，将“谁主张，谁举证”作为处理劳动争议的一般责任规定。

我今天讲述的这起劳动争议案，从接手到最后结案，前后也就半年左右的时间，却揉捏进了太多的感受：压力、无奈、酸楚……

震撼，毅然肩负维权之责

那年春节长假放完没几天，“上班族”们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到工作的状态中，有个朋友就打电话给我，希望我能帮忙处理一起农民工维权纠纷，涉及八位农民工的加班工资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。我有些犹豫，朋友便说：“要不明天我先陪你去其中一位农民工家里了解一下情况，然后你再决定吧。”

那是一个寒风瑟瑟的晚上，朋友带着我在宝山区的城中村一条昏暗的小弄堂七拐八拐后，来到一排矮平房前，敲开了其中一扇房门。女主人，也是这件事的当事人之一，热情但也带着一丝尴尬地招呼我们。屋里的一幕触动了我：这一家三口正在一张简陋的小圆桌上吃晚饭，饭桌上只有一碗炒青菜、一碗辣酱。我一看她的孩子，和我的女儿差不多年纪，应该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啊……就这一刹那，我答应接下这起纠纷。

原来当事人所在的单位从宝山搬迁到青浦，公司答应员工会在青浦租借集体宿舍，且每周会安排一次班车接送员工去青浦，“但是我的孩子在这里上学，老公是三班倒的，我到青浦上班每周回来一次，谁来照顾孩子？”考虑到家庭，当事人和另七位同事没有同意和单位一起搬迁到青浦去。本来这件事也好解决，因客观情况发生变化，企业和劳动者无法协商一致变更劳动合同，双方解除劳动合同，企业支付经济补偿金即可。“但是，单位把我们耍了！”当事人说到这里异常气愤。春节长假后，当事人等八名员工按照往常上班时间到单位，发现厂门紧闭。他们打电话给其他工友，得知班车已经开走了。事后，公司人事部电话通知他们，因旷工，公司解除他们的劳动合同，且没有经济补偿金。

“我们本来就没有答应他们去青浦上班，而且单位还没和我们协商好，怎么最后却变成我们旷工了呢？而且我们还有那么多加班，单位不能就这样把我们辞了呀！”我一边安抚她的情绪，一边让她把家里保存的与单位有关的资料给我看。当事人翻着抽屉，最后只找到一份劳动合同和几张皱巴巴的车间派工单。看着仅有的几页纸，我也犯难了，这些材料根本不足以作为向公司申请支付加班费的证据。

想到这件事一共涉及八人，我就和当事人约好第二天请其他七人一起带好材料，我再和他们一起整理证据。

艰难，取证道路不通畅

在之后几天的沟通中，我发现这几位当事人虽然有维权的意识，但是在平时工作中都没有有意识地去收集相关证据，我相信他们在工作中确实存在大量的加班，但是由于加班的初步证据必须由劳动者本人举证，可是他们手中只有几张派工单以及自己统计的加班时间表，当事人的处境颇为被动。我和我的团队不得不一个个帮他们一起整理事件，尽量从乱麻般的事情中理出一条主线。

收集证据是最麻烦的事情。由于厂门紧闭，留守的几名保安都被公司撤换了，要想进入公司找证据的可能性也几乎不存在，我们只能与周边工厂的门卫保安、环卫工人、邮政投送报刊的邮递员进行沟通，寻找一些证言证词。为了使少量的证据发挥出最大的作用，我和团队成员每隔两天将整理收集的材料进行汇总，调整策略，完善方案，而单单每一个人加班费的计算就足以让我们眼花缭乱。

在全身心地花了将近三个星期的时间后，我们最终将八位当事人的证据整理成一目了然的八套资料，然后向劳动争议仲裁委提出了劳动争议申请，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和加班费等。

感动，仲裁员尽心尽力

开庭那天，八位当事人派了一位代表坐在申请人席上，另有三人坐在旁听席上。

与我预料中一样，公司一口咬定是由于当事人无故旷工，公司才解除他们的劳动合同。当公司对我们提供的八套证据做质证时，第一套证据，公司不予认可；第二套证据，公司仍然不予认可。此时，我已能感觉到坐在身边的当事人代表的愤怒，我按了按她的肩膀，希望她能冷静。

当最后公司对八名当事人自行统计的加班时间一律不认可时，在座的四位当事人怒了，他们按捺不住愤怒，也顾不上庭审纪律，当场就对公司的行为七嘴八舌指责了起来。眼见着场面就要失控，仲裁员宣布休庭。因为涉及八名员工，再加上情绪不稳定，第一次开庭用了将近五个小时才结束。

其实我心中是非常担心的，这八名当事人的证据材料成碎片状，虽然我们尽力把它们串了起来，但是作为证据来说，它的证明力确实是比较单薄苍白的。庆幸的是，我遇到了一位敬业的仲裁员。时任宝山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的徐佳仲裁员在第二天和我联系，希望能促使公司与员工的调解，并且答应亲自和这八位当事人进行沟通和调解。

一听说仲裁员亲自上门调解，八位当事人激动地聚集在其中一位当事人家中，连他们的老公或者父母都赶来了。不大的一间屋子，挤得满满当当，却又透露着一丝紧张的气氛。徐佳从当时的状况出发，耐心地向他们解释着什么是事实，什么是证据，时不时举个通俗易懂的例子……

走出屋子，已是月明星稀时，我和徐佳默默地走着，没有开口说话。我的眼前都是职工从期盼到失望的眼神，还有无奈。

压力，柳暗花明又一村

我们都认为这件劳动争议仲裁的最好结局就是调解。然而，很多事实并非如我们所愿。徐佳多次和单位进行沟通，但单位态度强硬，只答应最多支付劳动合同解除经济补偿金，其他的请求则没有协商余地。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，八位当事人收到了裁决书，裁决八名当事人部分胜诉，也支持了部分加班费。我能接受这个结果，但是八位当事人却不能。他们认为法律不公正，仲裁员偏袒单位，继而把所有的愤怒和不满全都倒向了我，认为我没有尽力，觉得我没在开庭时和单位争吵是助长了单位的嚣张气焰……此时的无语，是对他们最好的理解。事后，两位比较理智的当事人希望我能继续帮助他们，公司因不服仲裁裁决已向法院提起诉讼。我的内心挣扎了几天，好在有坚强的团队支持着我。在整个一审诉讼过程中，法官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，一次次和八位当事人沟通协商，渐渐打消了他们之前的一些想法；法官也多次和单位进行协调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，渐渐转变了单位的态度。最终整个案子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而画上句号。

尽管这个案子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，但是我的心中仍有些酸楚。上海“80后”外来人员规模较大，接近全部外来劳动年龄人口的一半。“80后”外来人员与“80前”外来人员存在较大差异，他们具有不同的特征、诉求和问题，对劳动权益的保护诉求也更强烈。但是，由于他们总体文化水平还比较低，与公司发生劳动争议的标的额又较小，很多律师并不愿意代理这样吃力又不讨好的案子，使得他们在很多情况下要么忍气吞声，要么就采取极端手段。我们维权的力量较之这一庞大的群体需求来说是杯水车薪，我也希望能有更多同行业的工作者加入这个行列。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

友情提示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三）》第九条规定：“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，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。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，用人单位不提供的，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。”

当事人在向仲裁员、法官陈述案情时，往往更关注自己所描述的“客观事实”是否会被采信，并且根据裁判人员对“客观事实”采信与否判断案件胜诉的可能性，这是当事人一种朴素的情感表达。然而，裁判人员处理案件时所依据的并非当事人所陈述的“客观事实”，而是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所反映出的“法律事实”。只有当证据所反映的“法律事实”同“客观事实”的契合度越高，当事人的主张就越会被采信，这也就是日常所说的“举证能力”。当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被侵犯时，劳动者理应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，但在维权之前，也应该检查一下“子弹”是否充足———能否充分地进行举证。因为只有证据越有利、越充分，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利。俗话说不打无准备之仗，可见当权益被侵害时，首先不应仅仅想到赶快维权，更应想到是如何尽快收集证据。最后，需要提醒劳动者注意的是，当发现某些证据由于客观情况无法自行收集时，应当及时向裁判机关提供证据的线索，申请由裁判机关调查取证。